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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茶叶海上贸易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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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建位于中国东海之滨,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海岸线曲折长达3752 km,海岛数量多达两千多个,拥有众多优良港湾,是连接东、南两大海域的重要枢纽,自古以
福建位于中国东海之滨,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海岸线曲折长达3752 km,海岛数量多达两千多个,拥有众多优良港湾,是连接东、南两大海域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造船业就极为发达,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海洋大省之一。从唐朝沿海贸易港口的开发与形成,到宋朝以茶叶贸易为主导的海上运输,作为茶乡腹地的八闽地区在随后的历史中,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影响着海内外文化经济的交流。“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提出,为福建茶叶对外贸易提供了政策指导,从“丝茶之路”的起点追寻茶叶对外贸易的历史轨迹,是为更好地建立区域友好合作平台及提高茶产业链的连续性和茶产品的适应性。 1 福建海洋文化的滥觞 1.1 闭塞的山川与发达的水运 福建最早的文化起源于境内沿河而居的氏族部落——古闽族。古闽族人长期在山谷河流及沿海滩涂地带繁衍生息,瘴气蛇虫遍地的雨林、湍急险峻的溪涧练就了闽地先民好斗不屈的个性,渐渐孕育出独特的丛林生存技巧和山林文化,他们善于攀爬,谙熟水性,同时又崇信巫鬼,以丛林蟒兽为族徽图腾,被当时的中原文化称为南荒蛮夷[1]。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征战,越王战败,其部分子民南逃入闽地避难,为闽地带来了新的文化和技术。闽越两族文化相互影响,渐渐走向融合,形成了闽越族。秦国统一中国后,福建被纳入中原的政治版图。然而,由于地处东南、山川闭塞、痢瘴虫蛇横生,闽地极难与外界取得联系。加上当地族民崇信巫鬼,在中原经济文化上几乎没有存在感,政治上只作为流放罪大恶极之人的穷山恶水之地,闽越族民依然被视为蛮夷[2]。 1.2 海路交通与茶文化渗透 两汉时期,福建成为中原地区联系南海诸地的重要口岸,期间往返于广东、广西、海南以及东南亚诸国的船只越来越多,渐渐形成固定的航线[2]。随着文化交流和海上贸易的增加,福建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三国时代,福建成为东吴大后方的造船基地,为孙吴水军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手和船只。当时从福建到江浙一带的航线畅通无阻,介于陆路运输的艰难,民间的海上贸易日益频繁[3]。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陷入漫长的割据时代,政治中心逐渐南移,统治者的视野放到东南一带的开发上,入闽的陆路通道开始被挖掘打通。南朝统治者极为崇信佛道思想,朝野上下无不推波助澜,使得佛道文化得到快速传播,也因此开始渗入东南一带,八闽地区的寺院、道观渐渐多起来,茶文化也在这个时候进入福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对南朝遗迹的感慨,虽然描写的是江南一带的风光,但也足以遥想当年世人崇佛信道的盛况。同是受这一风气影响的福建,虽然没有四百八十寺,但四十八寺想是应该有的。现在仍然保存着的东晋“莲花茶襟”石刻以及地方志上记载的闽南第一古刹“延福寺”(晋代)足以证明福建饮茶文化的历史缘起。然而,茶叶跟海洋的不解之缘还要推迟到唐代。 2 茶与海的渊源 2.1 福建海上茶叶贸易的发端 大唐王朝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周边国家都有浓厚的崇唐情节。其中,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老挝等国年年朝贡,并多次派遣使者学者来唐学习中国文化。他们通过海路抵达沿海口岸,再从陆路或水路辗转长安。唐朝有举办宫廷茶宴的制度,对各方来唐朝贺的使者也有赐茶的惯例,日韩茶文化史就有相关唐王赐茶的记载[4-5],这为传播茶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茶文化被其他国家认识并认可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需求。当时的福州港和泉州港是全国重要的贸易港口,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除了陶瓷、丝绸等工艺品外,茶叶也是福、泉两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6]。闽东、闽南、闽北地区遍植茶树,由于港口的便利和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产茶叶绝大多数以海运外销为主。 拥有四通八达海上航线的福建,往北可通过海路到达江浙一带进行近距离贸易,也可溯长江、黄河而上抵达各大中心城市,或者继续北上到渤海湾一带甚而到朝鲜等地做跨国贸易;往东可到台湾、日本;往南可到广东、海南、东南亚诸国、印度洋等地,茶与海的关系由此进一步深化。 2.2 福建茶叶贸易渠道的形成 福建茶叶通过港口贸易流向四面八方,并在长期经营下形成固定的贸易渠道和市场。 毛文锡《茶谱》记载:“建州方山之露芽及紫笋,片大极硬,须汤浸之,方可碾。治头痛,江东老人多味之。”福建的茶做成“片大极硬”是为了在航海运输上便于保存,“江东老人多味之”,说明有唐一代福建茶在江东地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培养出了一批忠诚的客户群;而韩偓《信笔》一诗中说到“石崖采芝叟,乡俗摘茶歌”,记录的正是安溪人民早春忙于采茶的景象;同样的,徐夤的《尚书惠蜡面茶》一诗也记载了武夷山等闽北地区采茶制茶的情况,且对茶叶的流通渠道也做了介绍。“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茶叶用专制的木兰船装载,沿溪而下入闽江到沿海城市参与海外贸易。这些零零散散的记载都说明了福建茶叶的产区和流通路径。通过水路贸易,当时福建的茶叶生产已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格局。 3 福建茶叶贸易的黄金时代 3.1 自上而下的茶叶推广 福建茶叶的海上贸易在唐末已经相当繁荣,经历王氏闽国的发展,闽茶愈加声名远播。据《北苑别录》等地方史料记载,闽龙启元年(933)建安凤凰山一带有个叫张廷辉的财主,为谋求官职把自己在凤凰山的百亩茶园献给刚刚称帝的闽王王延钧,王延钧于是在此设立北苑官焙,并派人督造以入贡[7]。南唐得到福建后,派人接管凤凰山的茶园,设置龙焙以督造御用贡茶,满足皇宫贵族的口腹之欲。发展到后来,宋朝统一中原,待国事稍定后,也迫不及待地在南唐贡茶故地北苑凤凰山设置御茶园,可见当时福建茶叶早已盛名在外,这跟发达的海陆运输和茶叶贸易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跟福建茶商独特的眼光密不可分。 3.2 泉州港(刺桐港) 福建沿海一带的居民多从事商业活动,以泉州为主的闽南地区,几乎达到了全民从商的盛况,整个地区的主轴都围绕着商贸而转动,回教寺、洛阳桥、祁风石刻、东西塔、文化层等唐宋古迹和外国人聚居区、碑刻、墓地都证明了泉州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商贸港口[8]。山高多阻、陆路艰难的八闽大地,因为拥有了蔚蓝的大海和强大的造船航海技术而展现出了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历史画轴。下四府商民外向圆润、不畏艰难险阻的冒险精神和上四府山民沉稳内敛、求真务实的安土本性相互配合、内外分工,闽茶由内而外的清香渐渐溢出,宛然汇聚成福建特有的茶俗茶文化风情。 宋朝,福建的经济文化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统治者对北苑茶的偏爱、皇家御茶园的设立、龙凤茶的定制,无不以政治力量推波助澜,使闽茶成为全国文化经济的焦点和话题对象。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在泉州设置市舶司,规范管理福建的海外贸易,这让泉州的地位从自由发展的贸易港口升级为官方认定的贸易口岸。一时之间商贾云集,闽南、闽东、闽北的茶叶都集中到泉州参与贸易,东南亚各国的商人货物也都聚集于此,不同文化间的碰撞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泉州港在南宋时期达到鼎盛,成为“海上丝茶之路”的起点[9],而福建的茶叶也因此名扬海内外。 宋元交替之季,福建地区遭受了巨大的重创。作为宋朝的大后方福建成为皇族逃亡的最后一站,闽地人民掀起了长时间反抗元朝的斗争,期间经济凋零,贸易停滞,山川河海遍染疮痍。元军攻下福建后,由于贸易所需,泉州港很快又恢复了生机,成为云集各国商贾、多民族杂居、多宗教共存的繁荣之地。南来北往的商船络绎不绝,比宋时更甚,泉州刺桐港之名传遍海内外,成为了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当时来中国游历的意大利航海家马可·波罗曾评价泉州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福建的其他港口在宋元时期也参与海上贸易,如宁德的三都澳、长乐的太平港,莆田、漳州等地的港口也日渐繁荣。 4 海禁与大航海时代 4.1 明朝海禁与文化宣传 明朝海禁后,沿海地区经济一落千丈,商民失去生存的空间,不得不另辟蹊径,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海上走私贸易。这一时期,福建的贸易港口中心从泉州港转移到九龙江下游的大小港口,其中漳州月港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明代南方的贸易中心。直到明代后期的隆庆年间,海禁才得以松懈,介于民间走私贸易的猖獗,朝廷不得不做出让步,以开放月港对外通商来缓解压力[10]。 紧随着明太祖朱元璋海禁令的颁布,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组织船队下西洋,以弘扬国威,促进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明朝下西洋的舰队规模庞大,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七下西洋中,福建主要负责船舶、水手和茶叶等物资的供给[11],其中茶叶是船队航行中必不可少的物资,除了船上人员的日常饮用外,同丝绸和陶瓷一起作为礼品赠给沿途诸国也是必然的事情。福建茶叶和茶文化随着下西洋的船帆在东南亚、南亚、西亚沿海国家传播,为日后茶叶贸易的全球化打下基础。 4.2 大航海时代与茶叶贸易 在明朝闭关锁国耀扬国威的时候,欧洲国家的航海力量也在不断地发展中。15世纪末,欧洲探险家和航海家们对新航线的开辟,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也加快了殖民扩张和全球贸易的历史进程。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欧洲最早的海上霸主,强大的舰队和航海技术使其殖民扩张迅速蔓延到亚非拉地区[12]。 16世纪末,西班牙吞并葡萄牙,随后荷兰诞生,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西班牙走向衰落[31]。1600年和1602年,英国、荷兰分别成立东印度公司,并多次交战争夺海上霸权。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从福建沿海购买茶叶,并运回欧洲市场销售[12]。茶叶受到欧洲人的欢迎,荷兰商队获得丰厚利润,从此形成每年到福建、广东沿海港口采购茶叶的惯例。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嗅到了茶叶带来的商机,想方设法要从中分一杯羮,其中最具竞争力的就是英国。 1624 年,荷兰侵占台湾,获得了贸易主权。1644年,英国人在福建沿海的厦门港找到了立足之地,并设立茶叶采买机构,自此加入了茶叶贸易的行列。1662年英皇查理二世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凯瑟琳嗜好喝茶的习惯引领了英国贵族们的饮茶风气,茶叶以强势的姿态浮出水面,流行于英国各个社会阶层,开始了它在英国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历史。随着英国海上地位的提升和殖民地的扩张,饮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强力推广。 5 “一带一路”与全球战略 5.1 殖民扩张与茶叶经济带的形成 欧洲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海上霸权争夺战,最后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资本积累初步完成,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时代。而此时的中国,在清朝政府愈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下,港口贸易一蹶不振,私人贸易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渐渐偃旗息鼓[13]。康熙年间开放四大口岸,月港的作用越来越小,渐渐被厦门港取缔。乾隆时期福建、浙江、江苏原本开放的港口再次被禁,全国对外贸易转向广州贸易十三行,福建的优良港口已无用武之地。 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虎门的硝烟还未散尽,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攻占了国门,一纸条约五口通商,福州、厦门、三都澳的港口陆续开放[14]。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福建的海上茶叶贸易已经不能用繁荣来描述,那是一场西方国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掠夺和攥取,罗星塔的航标依然还在,飞剪船队争先恐后的航海竞技历历在目。福建茶叶在战火烽烟和屈辱血泪中完成了它对世界的侵略,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吸引,由内而外地洗刷着殖民者的血腥,福建被贴上了中国茶的标签。 5.2 “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与“丝茶之路” 新中国成立66年的今天,茶,早已退居历史幕后,洗退了战火烽烟,蛰藏起历史痕沉,如温婉的女子,伫立于一方静室,以另一种面貌,开启文化经济的新纪元。如今的社会不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都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人口流动化已经不再是潮流,而是常态。在此情况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构想被提出来,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而建立的区域合作平台开始发挥作用[15]。 作为“海上丝茶之路”起点的福建,有着悠久的茶叶文化经济和茶叶对外贸易史,有着高超的茶叶加工技术和优异的茶树品种资源,有着齐全的茶叶品类和优良的贸易港湾,还有着为数众多的外籍华侨和持续友好的外交关系。从历年历代的茶叶对外贸易来看,福建茶叶在海外有着大量的客户群,辐射范围之广遍及全球。此外,茶叶作为福建省大宗农副产品,是广大茶区人民创收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福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指导下的茶叶对外贸易,机遇与挑战并存[16],拥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活跃的竞争机制。 福建文化经济的发展始终都伴随着茶的影子,这个地区茶山遍野,绿树成荫,每一个山头的每一口空气都带着馥郁的香气,那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呼唤,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融入了点滴。茶,一片小小的树叶,带给福建人民多少沉重的回忆,早已是刻入民族骨骼的印记,代表着勤劳朴实和勇于创新。在历史的尽头遥望,这一带的茶路,走得如此丰富多彩,走得如此波澜壮阔,茶与水就像山与海的呼应,卷起了海上风帆,又将长空破浪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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